与州县并行，既维系民族统治基础，又适应农耕社会需求。

- 军事性：户籍与兵役高度绑定，契丹「糺户」、沙陀「营田户」、西夏「正军户」、女真「猛安谋克户」均为兵民合一的编制，体现游牧民族「全民皆兵」的传统。

- 身份性：户籍承载民族等级与职业世袭功能，如辽的「国族户籍」特权、西夏的「蕃户免役」、金的「军户世袭」，反映出早期国家形态中户籍的身份区隔作用。

2. 对后世户籍制度的影响

这些制度探索为宋元明清户籍演变奠定了基础：

- 辽朝「南北面官」启发元朝「四等人制」，金朝「物力户」影响明朝「人户以籍为断」的职业户种划分，西夏户籍法律则为《大明律》中的户籍条款提供了参考。

- 少数民族政权在户籍管理中展现的「制度弹性」——如辽对汉地版籍的吸收、金对物力户的创新——为统一王朝解决民族地区户籍问题提供了经验，尤其影响了清朝「旗民分治」与「改土归流」中的户籍策略。

3. 历史局限性

尽管制度创新显着，少数民族政权的户籍管理仍存在固有缺陷：

- 民族歧视导致户籍不公，如辽汉户赋税重于蕃户，金女真军户享有土地特权，激化社会矛盾。

- 军事户籍的封闭性抑制了社会流动，西夏「军户世袭」、金「猛安谋克世袭」导致后期军队战斗力衰退，户籍制度沦为特权阶层的工具。

结论：乱世中的制度实验场

五代十国少数民族政权的户籍制度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的产物。在中原王朝户籍体系崩塌的背景下，契丹、党项、女真、沙陀等族群以本民族社会组织为基础，吸收唐朝户籍管理的技术经验，创造出适应多元统治的制度体系。这些探索既非对中原制度的简单模仿，亦非本民族传统的固守，而是在统治需求驱动下的创造性融合。从辽朝南北面官的二元平衡，到西夏《天盛律令》的户籍立法，再到金朝猛安谋克的军事编户，少数民族政权在户籍管理中展现的制度创新，不仅维系了乱世中的统治秩序，更成为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「胡汉分治」向「多元一体」演进的关键环节。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，最终被元朝大一统政权所吸收，推动着户籍制度向更复杂、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