抚民政策亦随北宋灭蜀而废弃。

更深层的制约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动。唐末以来的土地私有化浪潮打破了均田制基础，租佃关系普遍化使“客户”数量激增，传统以“丁身”为本的户籍制度难以适应。同时，民族融合的加剧（如沙陀、契丹等族内迁）使户籍管理面临文化差异的挑战，后唐、后晋的民族户籍分治最终激化了矛盾。

此外，地方豪强的抵制亦使户籍重建举步维艰。南方“衣冠士族，多占田役民”，通过隐匿人口逃避赋役，如南唐宋齐丘度田时，“豪猾多匿田不报，州县莫能制”；北方藩镇则“私置部曲，不隶州县户籍”，如魏博节度使何进滔“管内户口，皆为牙兵部曲”，中央政权难以有效管辖。

五、历史余响：分裂中的制度遗产与宋代转型

五代十国的户籍重建虽成效有限，却为宋朝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。北宋建立后，在继承南唐“图籍制”的基础上，发展出更完善的“鱼鳞图册”与“黄册”制度；吴越的“商税户籍”启发了宋朝“坊郭户”的设立；后周的户籍档案管理则演变为宋代“架阁库”制度的核心。

更重要的是，五代户籍制度的困境促使宋朝做出根本性调整：放弃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，承认“主客户”分野，以“资产”而非“丁身”作为赋税主要依据。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对五代以来社会经济变动的制度回应，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从“管控型”向“统计型”的缓慢转型。

当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时，五代十国的户籍残卷仍散落在战火后的废墟中。但南唐的田籍、吴越的圩册、后周的户帐，已在分裂的土壤中埋下了制度重建的种子。这些在乱世中艰难探索的户籍制度，如同暗夜中的星火，最终汇入了宋代户籍文明的星河，照亮了中国古代社会走向近世的历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