籍政策

后蜀孟知祥（874-934）入蜀后，针对唐末以来的流民问题，推行以安抚为主的户籍政策：

1. 招抚流民与复业奖励：颁布《劝农诏》，允许流民“自占荒田，五年不征租税”，官府为其登记“复业户”户籍，提供种子与耕牛。广政四年（941年），“诸州流民归业者十万余户”，占当时后蜀总户数的近三分之一。

2. 简化户籍登记流程：废除唐朝复杂的“手实-记账-户籍”三级编造制度，改为“州县岁造户帐，具丁口、田宅、赋税，上于三司”，减少基层官吏舞弊空间。

3. 土客户籍分治：对本地土着与外来移民分别登记，“土户”按旧制纳赋，“客户”则“计口授田，轻其徭役”，这种灵活政策缓解了主客矛盾，《蜀祷杌》称后蜀“境内富庶，赋役均平，百姓无流散之患”。

后蜀户籍制度的缺陷在于缺乏长效管理，广政后期“官吏贪纵，户籍多有隐漏”，至北宋乾德三年（965年）灭蜀时，“得户五十三万四千”，较实际人口已大打折扣。

三、北方政权的户籍困境：在战乱与民族冲突中蹒跚

（一）后唐：“括户”运动与民族户籍的碰撞

后唐庄宗李存勖（885-926）灭后梁后，试图恢复唐朝户籍制度，其核心措施是同光二年（924年）的“括户”：

1. 强制清查与人口回归：派遣专员分赴诸道，“括逃户，正田税”，规定“逃户田业，许人请射，三年后逃户归业，依例酬价”，同时严禁包庇逃户，“敢有隐庇者，诛及四邻”。

2. 胡汉户籍分治：后唐作为沙陀族政权，对契丹、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设立“部族籍”，由内侍省“客省使”管理，与汉地州县户籍并行。这种分治政策导致“胡汉杂处之地，版籍混乱，赋役不均”。

3. 军户与民户的双重体系：实行“兵农分离”，军人编入“军籍”，由枢密院管辖，家属为“随军户”，不属州县户籍；民户则承担赋税，两者界限严格，却引发“军户侵夺民田，民户逃避赋役”的矛盾。

后唐括户虽一时收效，“得户三十余万”，但随着庄宗末年的内乱，“括户之法，遂为虚文”。其民族户籍分治政策更成为后晋、后汉的制度隐患，为契丹南下提供了借口。

（二）后周：柴荣改革与户籍制度的理性化尝试

后周世宗柴荣（921-959）在位期间，推行了五代最系统的户籍改革：

1. 均田定税与户籍核实：显德五年（958年），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“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”，“遣使检视田亩，登记户籍，其痼弊者悉除之”，特别规定“桑田、屋宇，皆不在检括之限”，保护民产。

2. 建立户籍档案管理制度：规定“诸州府户籍，每岁一造，送户部备案”，并设立“架阁库”保管户籍文书，“以时曝晒，以防蠹毁”，这是中国古代官方档案管理制度的重要进步。

3. 放松户籍流动限制：允许“客户”脱离主户自立户籍，“若能垦荒田者，即为永业，官给印契”，打破了唐以来“客户依附主户”的制度束缚，推动了土地流转。

柴荣的改革使后周户籍制度向理性化迈进，据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，显德六年（959年）“籍天下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”，较后唐时期增长近一倍。但其改革因世宗早逝而中断，未能形成稳定的制度传统。

四、制度成效与时代局限：多重因素制约下的重建困境

（一）成效：经济复苏与制度创新的微光

五代十国的户籍重建并非全无效用。在南方，南唐、吴越等政权通过户籍与土地政策的配合，实现了局部经济复苏：南唐昇元年间“江淮间旷土尽辟，桑柘满野”，吴越“境内无弃田，岁熟丰稔”。户籍登记的人口增长也为宋代户籍制度提供了基础数据，如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南方户籍统计，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十国时期的登记成果。

在制度创新方面，南唐的“图籍制”开创了土地与户籍绑定的先例，吴越的“商税户籍”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，后周的“架阁库”制度则为宋代档案管理奠定了基础。这些探索表明，即便在分裂时期，户籍制度仍在适应社会变化中缓慢演进。

（二）局限：政权更迭与结构性矛盾的掣肘

户籍重建的最大障碍在于政权更迭的频繁性。五代五十三年间，中原五朝更迭，平均每十年更换一个政权，南方十国亦多短命王朝（如南汉存54年，闽国存36年）。政策的持续性不足导致户籍制度“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”，如后唐庄宗的括户随其被杀而终止，后蜀孟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