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驱口制度扭曲了社会价值观。元朝中后期，“以拥有驱口多寡为贫富标准”成为社会风尚，甚至出现“儒者弃学为奴，以图主家富贵”的怪象（《庚申外史》），传统的“重义轻利”观念被功利主义取代，社会道德体系面临冲击。

五、历史比较与制度反思：驱口制度的特殊性与局限性

（一）与唐宋奴婢制度的差异

相较于唐宋，元朝驱口制度的特殊性在于“户籍附属性”与“身份世袭性”。唐代奴婢虽属贱民，但法律规定“奴婢贱人，律比畜产”的同时，也允许“放免为良”，且奴婢户籍需报官府备案；宋代“雇佣奴婢”更具契约性质，身份依附相对松动。而元朝驱口完全附属于主家户籍，法律禁止放免（除非主人自愿），且世袭为奴，其人身控制程度远超唐宋。这种差异源于蒙古草原奴隶制与中原封建制的融合冲突，也反映了元朝统治的民族特色。

（二）制度崩溃的必然性

驱口制度的崩溃具有历史必然性。一方面，驱口劳动效率低下，无法适应农耕文明的生产力发展需求。与唐宋时期租佃制下的农民相比，驱口缺乏生产积极性，导致“庄园土地荒芜者十之三四”（《农桑辑要》）；另一方面，中原传统的“民本”思想与驱口制度存在根本矛盾，汉族士大夫不断上书抨击，如郝经奏言：“驱口之害，甚于苛政，宜一切罢除，使为民”，推动元廷在后期不得不放宽对驱口的限制。

此外，元朝统治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，使驱口制度成为反抗的焦点。红巾军起义中，“杀尽蒙古贵族，释放驱口”成为重要口号，加速了制度的瓦解。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下诏“尽释天下驱口为民”，并规定“今后不得再以良民为驱”，标志着这一制度在中原地区的终结。

结论：户籍制度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历史启示

元朝驱口制度通过户籍附属与法律固化，将战争掠夺的人口转化为制度化奴隶，形成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阶级割裂现象。这一制度既是蒙古征服的产物，也是元朝统治者强化民族与阶级统治的工具，其核心在于通过户籍管理将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，从而确保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特权。然而，制度性的阶级压迫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，成为元朝灭亡的重要诱因。

从历史维度看，驱口制度的兴衰揭示了一个规律：任何背离生产力发展需求、违背社会公平的户籍制度，终将被历史淘汰。元朝的教训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借鉴——明清时期虽仍有奴婢存在，但已不再实行附籍制度，且逐步放宽对奴婢身份的限制，反映出户籍制度从“阶级压迫工具”向“社会管理手段”的转型。而驱口制度所暴露的“制度性阶级割裂”问题，至今仍为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提供着深刻的历史镜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