亩征收。此外还有“商税”，对行商征收2%的“过税”，坐商征收3%的“住税”，由汴京“都商税院”统一管理。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，全国商税收入达700万贯，占财政总收入的15%，其中汴京商税占比超过三分之一（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）。税收结构的变化，标志着城市经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。

四、流动与管控：城市户籍的新挑战

宋代城市的空前繁荣带来大规模人口流动。汴京“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，垂髫之童，但习皷舞；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”，吸引各地流民涌入，“京师四方所聚，凡物皆仰给焉，而百姓失业者多”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。这些流动人口被称为“浮客”，无固定产业，官府难以登记造册，成为治安隐患。元丰年间，开封府曾下令“许人告捕浮客无产业而游荡者”，但收效甚微，最终不得不允许“浮客”在汴京附籍，“权于城外居住，候及一年，有物业乃听入坊郭户”（《长编》卷三百三十一）。

行会成为户籍管理的中介。宋代手工业与商业行会称“行”“团”，如“米行”“纱行”“鱼团”等，汴京有160多行会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。官府规定“诸行百户，衣装各有本色，不敢越外”，行会首领（行头）需负责登记本行商户户籍，申报资产变动，代征商税。这种“以行管商”的模式，既利用行会的行业自律功能，又将商业户籍纳入官方管控。但行会常与商人勾结瞒报资产，如宣和年间，汴京肉行“行头”李七郎“与内臣勾结，隐漏税钱数万贯”，暴露了制度漏洞（《宋会要辑稿·刑法》）。

城市扩张与户籍管理的滞后引发社会矛盾。随着汴京人口突破百万，“侵街造屋”导致交通拥堵，“起造屋宇，侵占河道”引发水患（《宋会要辑稿·方域》）。官府虽多次整治，如政和年间“毁夹街屋，使道阔五十步”，但商业利益与居民生计的冲突难以调和。更严重的是贫富分化，十等户制下，上等户“日进斗金”，下等户“朝不谋夕”，汴京“乞丐者亦有团行”，形成制度化的贫困群体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。这种社会裂痕在南宋临安更为明显，“富室多服纨绮，贫者至衣皮裂”，户籍制度未能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公平问题。

五、制度转型的历史回响

宋代厢坊制与坊郭户制度，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管理从“政治中心”向“经济中心”的转型。与唐代相比，宋代城市的经济功能超越政治功能，汴京“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，俱是铺席买卖”，商业网络渗透到每个角落（《东京梦华录》）。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力，是农业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商品经济繁荣——当江南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粮食产量支撑起庞大的城市人口，当棉布、瓷器、茶叶等商品通过漕运网络流通，传统坊市制必然让位于更灵活的城市形态。

户籍制度的资产化倾向，打破了身份世袭的封建传统。唐代“市籍”商人不得入仕，宋代坊郭户却可参加科举，“工商杂类，有奇才异行者，亦许解送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）。汴京商人子弟李诫官至将作监，主持修建《营造法式》，便是典型案例。这种社会流动虽有限度，却为明清“商籍”制度奠定了基础。至明代，扬州盐商可单独立籍，参加科举，正是宋代坊郭户制度的历史延续。

然而，宋代城市管理仍存在结构性缺陷。厢坊制下，“厢”的行政职能侧重治安与税收，缺乏城市规划与公共服务意识，汴京“沟渠堙塞，多成坟茔”，卫生条件恶劣，多次爆发瘟疫（《宋会要辑稿·方域》）。坊郭户的十等划分虽以资产为据，但评估标准模糊，“诡名挟户”现象普遍，富户常将资产分散登记以避税，贫民却因虚报资产被苛征。这些问题预示着，当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，更完善的城市管理制度仍需在历史中继续探索。

从长安的坊墙到汴京的街市，从唐代的市籍到宋代的坊郭户，中国古代城市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。厢坊制与十等户制的出现，不仅是空间格局的重构，更是国家治理理念从“管控”向“疏导”的转变。当宋廷在坊墙倒塌处建立起新的户籍体系，他们或许未曾想到，这种基于商业逻辑的城市管理模式，已悄然叩响了近代化的大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