负责人，采用“团保结甲”法（五户为保，二十五户为大保），互相监督防止隐瞒。淳化五年（994），又令各州绘制《丁产簿》，与《户账》互为补充，形成“人—地—税”三位一体的登记体系。

- 户籍与赋役的绑定设计：主户按户等承担不同赋役：一等户需服“衙前役”（管理官物），二等户服“里正役”（催征税赋），三至五等户服“壮丁役”（治安巡逻）；客户虽不纳田赋，却需承担“身丁钱”（人头税）及劳役。这种设计既保障了国家财政，又通过役权分配强化了基层控制。

四、重建背后的矛盾与制度弹性

1.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

尽管宋朝试图重建严密的户籍体系，但实施中仍面临困境。例如，江南地区因“诡名挟户”（官僚地主将田产分散登记在佃户名下避税），导致开宝年间核查时发现“一户析为数十户”的现象；四川地区因后蜀旧吏操纵，《丁产簿》中“虚增丁口者十之四”。为此，宋太宗淳化三年（992）下诏：“自今州县岁奏户账，必令长吏亲阅，不得但凭胥吏。”

2. 对流动社会的适应性调整

针对五代以来的流民问题，宋朝创设“附籍”制度：流民在定居地居住满一年，即可申请“附籍”，成为当地主户或客户。至道元年（995），宋太宗令：“诸道州军，因饥馑流徙他所者，仰所在州县收籍，计口给食，候岁丰归业，依旧附籍。”这种弹性政策，既稳定了社会秩序，又为户籍注入了动态管理思维。

五、历史坐标中的制度转型意义

1. 承上启下的制度突破

宋朝户籍重建，终结了五代“版籍荡然”的混乱局面，其创新体现在：

- 从“身份管控”到“经济管控”：打破唐以前以良贱、士庶分籍的传统，以资产划分主客户，适应了封建租佃制的发展；

- 从“中央粗放”到“基层细化”：通过里甲、保甲组织，将户籍管理渗透到乡村末梢，为明清黄册制度奠定了组织基础；

- 从“静态登记”到“动态更新”：三年一造籍的制度，使户籍数据能及时反映人口与经济变化，这在农业社会堪称先进。

2. 为变法时代埋下的伏笔

宋朝版籍制度的内在缺陷，也预示了后世改革的方向。例如，主客户划分虽适应现实，却导致客户缺乏社会保障（如无土地分配），为王安石变法“青苗法”按户等放贷埋下执行隐患；户籍与役权的绑定，使中下层户等负担沉重，最终引发北宋中期的“役法危机”。这些问题，恰恰是五代户籍探索未竟之处在宋朝的延续与演变。

结语：废墟上的制度文明接力

从后周世宗“均定田赋”到宋太祖“版籍收归”，五代十国末期的户籍探索，如同散落的制度碎片，最终被宋朝整合为体系化的重建工程。当开宝九年的《户账》送达汴京时，那300万主户与150万客户的数字背后，不仅是赋税秩序的恢复，更是一个新王朝对“编户齐民”治理逻辑的重新诠释。这种在战乱废墟上孕育的制度智慧，既承载着前代的经验教训，又开启了封建户籍制度向更复杂形态演进的序幕——它即将在厢坊制改革的城市烟火中，在青苗法与保甲法的变法浪潮中，迎来更深刻的历史考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