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供了成功案例。

这些制度调适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逃亡与赋税纠纷，但反映了十国政权在分裂格局下对现实问题的回应，也为宋代户籍制度的整合提供了历史经验。

四、身份迷局：跨政权户籍身份的权益认定冲突

在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，跨政权的户籍身份认定成为十国时期又一突出矛盾。不同政权对流动人口身份的不同界定，以及由此产生的权益差异，引发了大量法律纠纷与社会矛盾，这些冲突不仅涉及个人权益，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与统治基础。

（一）户籍身份的法律认定困境

十国时期，流动人口往往面临\"双重户籍\"或\"无户籍\"的法律困境。一方面，原户籍所在地政权不愿放弃对人口的控制，如后梁规定\"逃户虽居他境，户籍不得除削\"（《五代会要·逃户》）；另一方面，流入地政权为增加赋役来源，又积极招纳流民入籍，如南唐\"凡流民至，给田耕种，三年附籍\"（《江南野史》）。这种矛盾导致大量人口同时拥有两个政权的户籍，或处于\"两不管\"的无籍状态。

后唐与吴的户籍身份纠纷颇具代表性。后唐天成二年（927年），吴政权境内有\"后唐逃户万余家\"，后唐政府要求吴\"遣返逃户，恢复其唐籍\"，吴主杨溥回应：\"彼自厌苛政，来归乐土，若强遣之，是驱民入水火也\"（《资治通鉴·后唐纪二》）。双方为此展开外交争论，最终不了了之，这些逃户实际上处于\"唐籍未除，吴籍未入\"的尴尬境地，其法律身份长期无法确定。

更复杂的情况出现在政权更迭时期。后蜀灭亡后，部分蜀地百姓逃亡至荆南，北宋建立后，要求荆南\"括蜀逃户，归籍于宋\"，荆南则以\"逃户已入吾籍，当为吾民\"为由拒绝（《宋史·荆南世家》）。这种政权交替引发的户籍继承问题，使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，往往需要新政权通过专门的\"括户\"行动来重新确定户籍归属。

（二）权益差异引发的社会冲突

户籍身份的不同界定直接导致了权益的巨大差异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冲突。在土地权益方面，南唐规定\"土户可占永业田，客户仅能占口分田\"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，口分田在死后需归还政府，这种差异使大量客户\"虽有田耕，而无恒产\"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引发了土、客户之间的矛盾。

在赋役负担方面，闽国的\"五等户\"制度规定\"上等户输钱，下等户输谷\"，但外来客户多被定为下等户，\"输谷之重，倍于土户\"（《十国春秋·闽世家》），导致客户\"不堪重负，多逃入山泽为盗\"。南汉的\"华夷分籍\"则使少数民族\"虽有田宅，不得与汉户同役\"（《南汉书·食货志》），这种制度性歧视引发了多次少数民族起义。

最严重的权益冲突发生在科举领域。南唐规定\"凡入籍满十年者，方可应举\"，但北方移民多为客户，入籍时间短，因此\"多冒土户之名以应举\"（《南唐书·选举志》），引发了土户与客户的激烈冲突。后蜀则规定\"非蜀籍者，不得为京官\"（《蜀祷杌》），这种地域歧视政策导致大量外来士人\"虽有才华，不得进用\"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。

（三）身份认同的重构与调适

面对户籍身份引发的权益冲突，十国政权与社会群体都在进行适应性调整，推动了身份认同的重构。政权层面，南唐在保大年间（943-957年）进行了户籍改革，\"罢土、客户之分，统一以田产定户等\"（《江南野史》），这种改革虽不彻底，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身份差异带来的矛盾。吴越则采取\"以资入籍\"的政策，\"凡纳钱三十万者，许附吴越籍\"（《吴越备史》），这种商业化的户籍准入制度，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一条获得正式身份的途径。

社会群体层面，流动人口通过各种方式重构身份认同。北方移民在南唐形成了\"新江南人\"群体，他们既保留北方文化习俗，又接受南方生活方式，《钓矶立谈》记载：\"北人南渡者，多以文雅自处，渐与吴俗合\"。在闽国，外来客户与土着居民通过联姻形成\"混合户\"，这种血缘融合逐渐淡化了户籍身份的差异。在南汉，汉人与百越族群通过共同的商业活动形成\"市籍\"群体，这种新的身份认同超越了传统的户籍分类。

最具创新性的是南平政权的\"浮客制\"。南平地狭民贫，大量流动人口难以纳入传统户籍体系，因此设立\"浮客簿\"，专门登记流动人口，\"凡浮客，可佃种官田，输租三分之一，免徭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