轻了自耕农的负担，同时加强了对豪强隐匿人口的控制。

- 品官占田荫客制：一品官占田五十顷，以下每品递减五顷，至九品为十顷；同时可荫庇佃客十五户至一户，荫庇衣食客三人至一人。这一制度赋予官僚阶层经济特权，试图换取士族对西晋政权的支持，但也为门阀士族的形成埋下伏笔。

（三）法律制度：《泰始律》的制定与推行

泰始三年（267年），司马炎命贾充、杜预等十四人修订律令，至泰始四年（268年）完成《泰始律》二十一卷，同时颁布《晋令》四十卷，构成西晋的基本法律体系。

《泰始律》在汉魏旧律基础上进行重大改革：首次将\"准五服以制罪\"原则纳入法典，以丧服制度区分亲属关系亲疏，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，强化儒家伦理对法律的渗透；精简法律条文，从汉律的九百余条减至一千二百余条，便于官吏掌握和百姓遵守；首创\"杂抵罪\"，以夺爵、除名、免官等抵罪，为后世\"官当\"制度的先河。这部法律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法典，奠定了中华法系\"礼法合一\"的基本特征。

四、军事布局：灭吴战略的制定与实施

司马炎称帝时，三国鼎立局面仅剩东吴未灭。早在司马昭时期，就已制定\"先灭蜀，后伐吴\"的战略规划。泰始五年（269年），司马炎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，镇守襄阳；王濬为益州刺史，督造战船，拉开灭吴战争的序幕。

（一）荆襄前线的战略经营

羊祜在荆州推行\"屯田戍边，攻心为上\"的策略。他减省戍卒，兴办学校，发展农业，使荆州\"军无缺粮之患，民有安业之庆\"。同时，对东吴采取怀柔政策：吴军来降者，去留自便；捕猎时所得禽兽，若先为吴人所伤，则送还对方。这种\"不战而屈人之兵\"的策略，逐渐瓦解了吴军的斗志，史称\"羊公恩信，遍于江汉\"。

（二）长江上游的水师建设

王濬在益州大造楼船，\"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门，其上皆得驰马往来\"，每艘可载二千余人。为隐蔽造船行动，王濬命人将削下的木片投入长江，顺流而下。东吴建平太守吾彦见之，上书吴主孙皓：\"晋必有攻吴之计，宜增建平兵。\"但孙皓沉溺酒色，不予理睬。

（三）灭吴之战的全面爆发

咸宁五年（279年）十一月，司马炎以贾充为大都督，指挥六路大军伐吴：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出涂中，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，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，龙骧将军王濬、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从益州顺流而下，总兵力二十余万。

吴军因长期疏于战备，防线迅速崩溃。太康元年（280年）三月，王濬水师抵达建业（今南京），孙皓效仿刘禅，肉袒面缚，衔璧牵羊，出城投降。自黄巾起义（184年）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局面，至此暂告终结，西晋实现了短暂的全国统一。

五、统治危机：太康盛世表象下的深层隐患

灭吴之后，西晋进入\"太康盛世\"（280-289年）。史载当时\"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\"，府库充实，社会安定。但在繁荣表象下，三大隐患正悄然滋长：

（一）门阀士族的崛起

通过\"九品中正制\"与\"品官占田荫客制\"，西晋政权与士族阶层达成政治妥协。士族子弟凭借门第即可入仕，形成\"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\"的选官格局。以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，逐渐掌控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，皇权受到士族集团的无形制约。

（二）宗王势力的膨胀

分封制下的诸王，不仅拥有军事指挥权，还可参与朝政。如汝南王司马亮、楚王司马玮等宗王，先后在中央担任要职，形成\"宗王干政\"的局面。司马炎晚年，为制衡士族，又赋予宗王都督诸州军事的权力，使地方都督与宗王身份合二为一，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伏笔。

（三）统治集团的腐化

灭吴之后，司马炎逐渐怠于政事，沉溺享乐。他将孙皓后宫五千宫人纳入自己后宫，以致\"后宫殆将万人，常乘羊车，恣其所之，至便宴寝\"。在皇帝示范下，士族官僚竞相攀比奢华：石崇与王恺斗富，用蜡代薪，以锦步障五十里；何曾日食万钱，犹云\"无下箸处\"。这种奢侈之风，耗尽了西晋初年的国力积累，腐蚀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意志。

六、历史回响：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与长远影响

太康十年（289年），司马炎病重，次年驾崩，谥曰武皇帝，庙号世祖